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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成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词。而如何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则成为与会各方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

［21］张杰，2011，《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2］张平，2015，《通缩机制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与稳定化政策》，《经济学动态》第 4 期，第 4~11 页。［23］张晓慧，2011，《国际收支顺差条件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和创新》，www.pbc.gov.cn，3 月 24 日。

［13］易纲，2006，《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财经》第 3 期，第 22~23 页。［14］易纲，2009a，《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金融研究》第 1 期，第 1~14 页。［15］易纲，2009b，《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中国改革 30 年》，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年5月，辛耀峰升任榆林市佳县县委书记。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17年9月16日，陕西省纪委宣布辛耀峰接受组织审查。多位榆林官场人士向记者表示，辛耀峰被认为是胡志强“身边人”，其能从驻京办主任到府谷县县长，最后又在争议声中被任命为县委书记，都是有胡志强的支持。

那么，王明利在上海有谱投资的股东身份变更和担任法定代表人是否和其在国元证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总监一职相冲突呢？图片来源：摄图网对此，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程金海律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第九条第（五）款：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不得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有利益冲突的业务。另外关于《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和《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有关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第二十五条）：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不得在私募基金子公司、下设的特殊目的机构和私募基金兼任除前款规定外的职务，不得违规从事私募基金业务。